2017，香港回归20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己经到了中期。然而，在这20年中，这座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小城并不平静。

1998年，全球金融风暴，香港经济一落千丈；2003年，反对派组织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游行；2012年，学民思潮迁头的反国民教育游行；2014年，学联号召的非法占领中环运动；到2016年，港独势力抬头，在街头、在立法会上演一幕幕精心预谋的闹剧。

而黄某锋等港独势力又应台独分子邀请，去台湾会谈——在与台独分子见面之后，又与民运分子王丹见面合影，由此可见：香港这座小城背后，并不是表象看见的那样。

面对香港的这些乱象，外交部发言人不止一次警告：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预。

而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也曾多次指出：违法大规模群众事件包括占中在内，都有外部势力插手香港本地政治的问题存在。而我们所见，每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时，总会看到一些西方面孔在现场“徘徊”。

那么，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外部势力」呢？

当下的事情讨论过于敏感，不如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历史。

二战时期，香港曾与里斯本、卡萨布兰卡并称「世界三大谍都」。国共之间、中日之间、世界各大国之间的情报战，都把香港作为主战场。二战结束后，里斯本与卡萨布兰卡的情报中心功能也随之消失，香港却因其特殊的政治与地缘环境，继续扮演着「东方谍都」的角色。

国共内战时期，香港由于地处两岸三地交汇处，又有众多外国领事馆驻扎于此，成为了国共两党特工重要的情报战场。1949年后，香港又成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情报角力的枢纽城市。

当斯诺登在香港躲匿时，接受《卫报》采访中讲道，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内，至少有15名人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特工；而当时作为斯的代表涂谨申也表示香港从前的确是「情报中转站」，香港作为亚太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在自由商贸环境下容易设立国际商行，方便掩护收集情报工作，而且香港又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西方人在港活动理所当然，所以世界多国都曾派人在港收集情报。

而当斯诺登爆出美国情报机构入侵香港中文大学网络，我们才知道美国特工直接在香港的情报心脏转了一圈，因为中文大学网络不仅为一间院校服务，还是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的所在地，所有从香港发出的互联网信息都经过这里。

然而，比起美国情报机构在港的良苦用心，英国特工多年的苦心经营、精心部署，则是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政治部。

「政治部」的由来

1931年英国反间谍机构军情五处被改编成为安全局，通过这次改编，军情五处被正式确定负责英国本土及所有海外殖民地的反间谍及安全工作，安全局也因此获得了在所有殖民地设立分支机构的权利和相关预算。

在同一时期，几乎所有的英国殖民地均设置了「政治部」这样的军情五处分支机构，在名义上隶属当地警察部门，但都直接对军情五处负责，并由所在地区和国家纳税人承担经费，其中部分机构后来直接转变成当地的情报机构，例如在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等仍然与英国保持密切联系的英联邦国家。

而远东地区军情五处的总部设在新加坡，香港当时在英国的殖民地中战略地位排名不高，所以那时的香港「政治部」仅作为存在性机构而已，直到二战爆发该机构也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成就。

「政治部」，英文名为Special Branch,字面翻译是“特殊部门”，雏形初成于1934年，名义上隶属于香港警队，由警务处副处长指挥，实际上直接隶属英国军情五处（MI5），主要责任为反间谍及收集情报等多类特殊任务。

分布在香港的英方情报人员，向军情五处三科负责，军情五处的安全联络官办公处设在驻港英军总部内，遇到要事可无须通传，直接谒见港督、三军司令和警务处长。

1946年，政治部被纳入香港警队架构中。上世纪50年代中期，政治部大力收集中国等国家的情报，并且严密防范和侦察大陆方面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在香港进行颠覆和间谍活动。

最初，政治部只有200多人，到1967年香港发生「六七暴动」，港英方面要求政治部全力渗透左派人士，加强政治部人员配备。

到上世纪80年代的高峰期，包括文职人员在内，政治部最多时达到1200人。

在当时的香港，「政治部」凌驾于一切执法部门之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从双十暴乱、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六七暴动、到廉政公署成立等影响香港历史的重大事件背后均有「政治部」的影子。

情报获取

香港前立法会反对派议员司徒华在回忆录谈及英国政府在港设立的政治部，对他们收集情报的能力叹为观止。

天安men事件后，司徒华收到三名上海学生求助，身分不明，于是他找政治部帮忙确认。政治部引见了该三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拿出一个打火机，声称是自己在上海参与minyun烧车时所用。

政治部播放一段影片，片中正是该三名学生，引证学生说话属实。司徒华在书中也写道在政治部的协助下，安排柴ling和吾尔开xi等数百人由内地偷渡直接移居国外。

中英之间的情报战，在九七年回归之前，针锋相对的两个部门就是港英方面的政治部，以及中国方面的新华社香港分社。

英国方面就以对中方人员进行长期窃听、跟踪、监视等手段获取情报。

上世纪80年代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在《许家屯香港回忆录》里坦言，「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一职，真正的身份其实是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是中国政府驻香港的「总管」，有关香港的第一手情况，往往是通过香港分社传回北京，也承担着中方的情报任务。

许家屯回忆到，当时港英政府对新华社香港分社内部的一举一动都要进行监控，以至于分社成员开会、打电话向北京报告，都不得不跨过罗湖桥，回到深圳再行动，以防行踪暴露，或电话被窃听。

仅以窃听手段为例，港英时期，政治部窃听手段主要有三种。

据曾在港英政治部工作过，化名为「罗亚」的华人特工在回忆录中记载，一是直接从电话线或机楼截取通话信息，这种方法须得到电讯公司的配合；二是设法进入目标建筑，在室内安装微型电子装置，再在该建筑附近安装收听站把信号收回；第三种方式是政治部特工最常用的方式，在目标邻近楼宇单位钻洞破墙，在墙内植入微型录音器，直接接收信号。

九七回归时，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拒绝入住礼宾府，名义上称不愿将特区与殖民地记忆再做关联，但有报道认为「董建华实际是担心英国方面在俯内安装窃听器」，礼宾府在港英时期曾为港督府。

2005年，香港第二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上任，上任前决定将特首官邸搬到礼宾府。在礼宾府翻新装修时，意外发现礼宾府内遍布窃听器，时有媒体报导：「包括客厅、卧室以至浴室都『不干净』」。

礼宾府发现窃听器后，曾荫权拒绝对此事进行评论，但媒体曾报导，香港政府保安局在九七回归后，彻底检查过礼宾府，并移走所有窃听器。

如果报导无误，此次发现的窃听器当是九七后安装进去的，这不仅对港府的情报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也暗示港府内部人员的『不干净』。

港英政治部获取情报，通常通过间谍、收买线人以及行动组这三种主要方式来完成。间谍常以英国驻港外交官、各大企业机构工作人员等身份做掩护。

外交官通常以领事馆三秘等身份为主，便于以体面的身份出入于上流社会，结交各方人士。

一位前英国外交官曾回忆，为了融入香港，他不得不苦学茶艺，以便以「中国通」的形象出现在华人面前，一方面可以与华人找到共同话题，另一方面也会使对方降低警惕性。

政治部行动组收集行动情报，在信息尚不发达的年代，看上去比较老套。他们有时甚至会在香港与深圳交界处的罗湖口岸附近，探取游客传闻。

今天看上去很不靠谱的一些坊间谣传，在大陆漫长的封闭岁月里，却常常是港英第一手情报的来源，例如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等，就是通过「游客传闻」的管道为港英知晓。

以至于当时有些政治部特工，在工作之余，把打探到的情报，写成故事投稿给报社，以赚取外快。

至于收买线人， 根据香港前「政治部」人员「罗亚」着的《政治部回忆录》记载，港英政治部透过各种管道在学联中选录线人，以防止学运冲击港英政府或被中国政府利用，而这些「内间」学生毕业后入职政府，反而获得扶持，仕途反能「平步青云」。

六十年代，当时政治部是由反间谍部门内「反共产颠覆活动」组别内特工负责，办法就是从各大专学生会职员中，找寻可录用之徒，以厚饵重酬收为「内间」，提供会议记录及组织人物情报，令港英政府对学运发展有相当的掌握。

政治部从学联领袖中找寻身家清白者，例如其家长父执辈背景为公务员或正当英资商行职员，使用适当压力接触及给予好处后，多能成事。其家长影响力即使不为所用，也构成保险作用，不致坏事。

一项不为人知的从大学领袖中招录「内间」手法，就是利用部分香港大学内的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交换生，以经济移民局签证为饵，控制当时部分由留学生把持的学生会组织。

对于一些在七十年代曾经一时极端活跃学界分子，部分仍获跻身政府官员架构，并能扶摇直上，《政治部回忆录》指出，这并非是政治部能力不足，造成“漏网之鱼”，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当年政治部所安插的线人。

因为，在学生运动期间，如果能与政治部“合作”的人士，或持“内间”地位者，毕业后入职政府不仅获得扶持，仕途也能“平步青云”。

由此，我们不禁联想到，回归20年，香港那些激进学生无论是在反国教，还是在违法占中，抑或是“支那”论，都是冲在反中反共的前头，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呢？

港英「政治部」的”成就”

1949年内战结束，中央政府曾经为是否收复香港而进行过认真的讨论，结论是暂时留下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的视窗。这也表示港英政府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地位。

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通过秘密接触，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中国政府承诺不会武力收复香港，但是英国必须恪守以下原则：

1.不能攻击或者搜查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机构；

2.不得使香港成为反华的基地；

3.不得以香港为入侵中国的军事基地。

基于这三条原则，当时的港英当局和中国政府建立了非常微妙的互动关系，虽然对新中国的红色政权无好感，但为了保住香港的治权，也不敢轻易挑战这些底线。

而此阶段「政治部」的主要工作除了瓦解国民党在香港的残余势力外，还对一股以国民党将军张发奎和中共张国焘为代表的闲散政治力量、由美国支持且打算在菲律宾建立武装基地反攻广东、被称为第三势力的联盟组织进行瓦解和渗透。

1955年，中国被西方世界孤立，为了打开局面，应印尼总理的邀请，周恩来总理决定参加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由于当时中国没有远端飞机，经与印度方面商讨后，决定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临时改为专机，从香港搭乘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

尽管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严密，但在当年谍影密布的香港，这一消息还是被泄露。为阻止新中国的外交突围，国民党情报人员决定策划谋杀行动，于是用50万港币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员周驹。后者秘密在周恩来预定搭乘的飞机右翼轮舱处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后约5小时，立即发生爆炸，机上11名乘客全部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所幸，临行前，周恩来总理因故改变行程，并没有搭乘这架飞机，躲过了一劫。

事发后，港英政治部经过调查，锁定了嫌疑人周驹。然而，试图在各种政治势力中玩平衡的港英当局，却没有逮捕周驹，而是使用惯用的手法，默许台湾情报人员以将其带离香港，以此方式将其驱逐出香港。

这一做法引起了中方的极大不满，认为港府纵容这种可耻的恐怖行径，有包庇台湾特工的嫌疑。

1966年，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同年，澳门发生“一二?三运动”，葡萄牙政府被迫向华人妥协，这一切鼓舞了香港左派，于是，反殖民反暴政的抗英运动被点燃。

1967年5月，位于九龙新蒲岗大有街的新蒲岗塑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警方调停不果，防暴队采取行动，逮捕21名工人，这一行为激怒了左派人士，引发大规模工潮，进而蔓延到整个香港。

工人与其他支持者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喊口号，上街游行示威。香港警方则施放催泪弹及木弹驱散示威者，并拘捕了不少左派人士。

而在整个“六七暴动”（亦称六七左派工会暴动和香港五月风暴，当时参与及支持者称它为反英抗暴）中，港英政治部为维护港英政府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运动初期，港府并未做出过于激烈的反应：一方面是准备不足，香港警队大部分警员并未受过镇压训练，也缺乏相关器材；另一方面港府必须掌握中国政府到底对此是何态度，否则很可能因此演变成中英之间的战争。

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部」通过监听广东方面的军事调动情况，判定解放军并无异常调动。此外，他们从渗透到左翼团体中的情报人员口中得知中国军队并未参与其中。

在掌握中国政府的态度之后，港英政府开始出手对左派进行致命打击，包括实行宵禁，动用英国访港航空母舰的直升机大规模抓捕左派人士，并将他们关押于摩星岭四号白屋进行秘密审判。

「政治部」在六七暴动中表现出色，整个香港警队也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因此在事件平息后香港警察被授予「皇家」称号，英国政府往往授予有英勇表现的军事和警察力量以皇家头衔。 80、90年代的香港电影，那句象征身份的表白：“香港皇家警察！”就是来源于此。

香港传媒曾经报导了这样一则回忆录：1967年，受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香港左派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殖民”游行示威，反抗港英政府，社会出现了动荡。这时，在抗议港英暴政的华人中，忽然出现了一个会讲华语，政治立场激进的英国人。

这名英国人对社会主义有着强烈的信仰，他经常参加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会议，并上台发表谴责英美帝国主义、歌颂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新中国的演讲，一时间，得到许多左派人士的信任，甚至把左派阵容内幕及活动的细节完全告诉这名英国人。

后来，“六七暴动”遭到港英当局的镇压，香港恢复平静后，这名英国人也忽然销声匿迹。

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才有人忽然发现这名英国人在港府特务组织——香港警务处政治部出现，并且，还是一个地位不低的“特别顾问”。许多当事人才恍然大悟：难怪当年港英当局情报如此准确，抓捕左派人士如此精准！

六七暴动之后，港英政治部势力更加壮大，有原来最初的200余人，发展到1200余人，还有不计其数的情报人员、线人渗透在香港各个角落，其开展情报活动的手段也更加专业和老道。

1970年代末，国际恐怖主义抬头，整个香港警队都做好了投入反恐行动的准备。「政治部」除原有的Special Branch外，重新划分出「保安部」（Security Branch），负责警队内部和重要政府部门的内部保安工作，防止恐怖分子及敌对国家的特工渗透进此类部门。也就是说，此时「政治部」从一个SB变成了两个SB。

渗透

如果说，窃听器可通过仪器检测予以拆除的话，那么当年英国交还香港时埋伏下来的特工，其隐蔽则难以发觉。

从香港媒体许多公开报导来看，除了神秘的港英政治部之外，英国方面还将部分特工安插在政府机构、重要组织里，如银行、马会、学校等，而被认为渗透严重的机关之一，就包括廉政公署（ICAC）。

众所周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香港警队最为腐败的时代，为了整饬吏治，在1974年，时任港督麦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其完全独立于过去所有的公务员机构，廉政专员也仅向港督一人负责。

当时廉政公署的主力由三部分组成：英国调来的官员、具有理想抱负的华人青年，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那就是「政治部」抽调的官员。

当时，廉政公署首任廉政专员由前民政司姬达出任，而首任执行处处长，就是英国军情五处特工、香港警队政治部主管彭定国。

事实上，廉政公署的权力极为特别，甚至带有特工的色彩，法律允许其使用包括电话监听、跟踪、卧底等权力，是香港政府最为锋利的“刀把子”之一。这也使得廉政公署既是反腐肃贪的利器，也是合法清除异己的工具。

《东方日报》就曾指出：（回归前夕），港英政府解散政治部，把大批情报人员放进廉署，为九七后左右香江政局打下无数暗桩。

《亚洲周刊》也引述一份北京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廉署在回归前是彭定康操控的准特务机构」，「属于香港权力最大、工作性质最为特殊的执法机构。由于这个机构的工作方式和侦查手段都非常独特，属于最核心的部门，因而一直受到港英当局严密控制并安插大批身份特殊的人进入」。

文章还提到，英国的情报刺探工作也使北京警惕，廉署作为「特区最锋利的刀把子」，正刺向特区政府，甚至会刺向中联办和北京的驻港机构。

香港回归时，除了原先英籍的廉政专员外，其余1300多名廉署人员几乎是原班人马直接过渡进入特区政府。

目前，该署中上层负责人基本上是在回归前进入廉署的，其真实身份以及政治倾向如何，当中有多少港英政治部的潜伏特工，大都难以调查清楚。

香港回归后，廉政公署设立廉政专员，廉政专员独立行使职权，在法律上只向行政长官负责，而诡异的是，行政长官甚至廉政专员对廉政公署的许多行为，实际上并难以掌控。

澳门《新华澳报》一篇题为《香港高官屡遭“爆料”背后谍影重重》的文章就曾指出：廉政公署实际上被神秘的“隐形人”所控制。

据当时媒体报导，2011年3月18日下午，香港廉政公署以“涉嫌贿选”为由，将练马师简炳墀拘捕。而诡异的是，当天上午廉政公署廉政专员汤显明还在与其一起打高尔夫球。消息曝光，汤显明极为尴尬，作为廉政专员，他竟然不清楚廉政公署的行动！

而早在2006年，罗范椒芬也曾一度担任廉政专员，但有资料称，罗范椒芬在领导这个部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备受廉署内部排斥，很多事情都瞒着她去做，对廉署的工作方向及侦查的案件等重大问题更难以过问，仅仅一年多就因小事而被迫辞职。

结合近些年香港发生的事，廉政公署似乎已经成为刺向香港特区政府的一把锋利的剑。

它执法的双重标准：对反对派人士明显的违法行为，如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收受占中主谋黎智英的政治献金，他们视若无物，迟迟不起诉，甚至无视强烈的舆论和社会反应。相反，对爱国爱港人士在社会生活或营商过程中出现的瑕疵，却重锤出击，抓住不放，采用各种特殊手段收集证据，立案起诉。

2012年，梁振英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后，任命麦齐光为发展局局长，结果短短12天时间，麦就被人揭发涉嫌28年前诈骗政府租金津贴而宣布辞职，麦齐光成为新一届港府首位涉贪下台的局长。

在麦齐光事件中，廉署“闪电式”调查与拘捕麦齐光，根本没有向梁报告，只是在拘捕半小时前通知了行政长官梁振英，令梁措手不及。政务司长林郑月娥也因不了解案情而在此之前为麦政治担保，造成极大被动。

结语

由于政治部工作高度保密，且英国情报机构对其他英联邦国家也有类似机构，因此，直到今天，有关港英政治部的内部架构，仍然难以被外界知晓全貌。

1997年香港回归前，英国情报当局销毁或带走该部门的档案资料，所有计算机、复印机、软盘资料全部由英国军方或租用船只飞机直接运回英国，所有档案材料都由伦敦的军情六处直接保管，资料被鉴定为英国军队所有，所以外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神秘部门的真实面目。

而至今，香港政务界和警界有哪些人曾经是政治部培训过的，仍然无人知晓。

这意味着，港英政治部虽然已于1995年解散，但却阴魂不散，回归前他们对香港社会全面深度的渗透，掌握了大量政府高级公务员的绝密资料，包括个人污点、个人升迁轨迹等，我们不清楚他们通过这些资料，控制了多少官员；让我们更不可预计的是：在英方认为有必要时，完全可以利用在港的媒体，对哪位爱国爱港官员发放不利消息，将其作为打击目标，借香港去牵引中国精力，甚至拥有利用香港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反华基地的能力——这才是让香港爱国港人最为忌惮的地方。

尽管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香港这座小城正在逐渐回归其本源地位，毕竟只是一座港口城市，无论是GDP还是经济总量，对于全国经济而言，早已无足轻重。

然而，香港是一国两制的象征，是重要的政治符号，其政治符号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经济作用。对于这样的一个小城而言，承载太重要的政治符号意义，难免有些能不配位。香港人的生活也因为特殊政治符号意义，与其他的城市居民多少略有不同。

香港回归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是主权的回归，而非城市定位的回归，更非香港人生活的回归。对于800万普通香港人而言，并不想像那些活跃在媒体风头浪尖的产业大亨或者是政治明星们一样的生活；只想过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的、市民生活——可以受到高等教育，可以有很好的医疗保障，可以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可以不必再背负特殊的政治符号，多赚点钱，过的好一些。

二战之后，斯里兰卡和里斯本已经淡化了其在情报史上的作用——香港什么时候可以在这一身份上真正意义的回归呢？

或许，回归二十周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从现在开始，香港可以逐渐开始向正常城市过渡，为回归五十年之后的制度设计和城市定位开始谋划设计，三十年，刚好是一代人的时间。

通过一代人的努力，让香港这座小城回归本源，成为一座正常的港口城市，无论是经济还是民生抑或是政治，都回归正常，让香港市民的生活，不再受到政治符号的影响，或许这才是真正香港市民想要的生活。（作者：西北野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