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有56个民族，世人皆知。这56个民族，是由解放初的40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长期、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甄别，才最终认定下来的。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经历过长期的演变，支系纷繁，族称众多。由于历史上的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许多少数民族被迫隐瞒自己的民族成份，同时也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所以根本弄不清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平等意识逐渐觉醒，纷纷提出确认自己的族称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份。另一方面，只有确认了民族成份，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其他各项民族政策。因此，新中国建立后民族识别工作开始提上民族工作日程。

民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名称的辨别。新中国建立初期，各民族的名称相当复杂，据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登记上报的民族有400多个，其中有的是自称，有的是他称；有的为一个族体不同的汉语音译；有的以居住区的地理名称而得名；有的则以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命名，等等。

民族识别是一项集社会实践性与严格科学性于一体的工作。一般地说，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产物，不仅有其嬗变过程，而且与周边民族以至国外的有关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自秦汉以来基本上处于统一的政治格局中，各民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特殊的亲缘关系。进行民族识别，就是要弄清楚待识别的人们共同体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那么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一个少数民族的一部分。

从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密切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坚持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本着科学研究和“名从主人”的基本原则，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全国汇总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了科学的辨识，加上原来公认的民族，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共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成份。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4年。

建国初期，自报的民族名称纷至沓来，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成为紧迫任务。当时需要进行识别的族体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有些汉人迁入少数民族地区，以谋生的职业作为少数民族名称报了上来。如云南的蔗园人、广东的疍民。

二是前期迁往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由于备受后去汉人的歧视，要求承认为少数民族。

三是有些少数民族在民族压迫时代曾以汉族的身份出现，受汉族影响较深，其中又有一部分民族上层统治过当地其他少数民族，被统治过的少数民族不以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而他们却要求恢复少数民族身份。如湘西土家族。

四是一些少数民族在迁徙过程中，民族特征不再明显，但始终受到汉族歧视，仍自认为是少数民族。如福建、浙江等地的畲民等。

五是分散迁居到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虽然保持着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但因彼此长期隔离，分别上报了方言的自称。如广西的布状、云南的布依等。

六是有的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区后，分别受到当地邻近民族的强烈影响，但被其他民族用了不同的称呼。如滇西北汉族所称的“西蕃”，语言明显不同于藏语、羌语者。

七是有的民族分散在互不相连的各省，各有自己一定的聚居区，在语言、文化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较大差别，长期以来被其他民族用同一名称相称，他们自己也始终认同是一族。如西南各省的苗人等。

八是有些民族内部对于该族是单一民族还是属于别的民族的一部分，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如东北的达斡尔等。

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况，通过利用文献史料、传说、谱牒、语言和其他各种有关资料，通过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分析研究，本阶段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9个民族外，又确认了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29个民族，共计38个少数民族。

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64年。

在前一阶段取得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民族识别工作引向深入，主要是对少数民族的支系进行归并，重点是突破西南和中南省份，特别是云南省。云南省少数民族成分之多居全国之首，而少数民族中支系的繁杂为国内绝无仅有，其中工作量最大的是对彝族和壮族支系的归并。最终，本阶段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所剩的183个族体名称中，新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并将普查中自报的74个族体分别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中。

第三阶段：1965年到1982年。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识别工作受到影响，本阶段仅于1965年确认了西藏珞瑜地区的珞巴族，1979年确认了云南攸乐山区的基诺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识别工作有所恢复，一些地方建立了民族识别领导小组或办公室，继续进行各地未了的识别工作。截止1982年7月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共确认了55个法定的少数民族，再加上人口最多的汉族，最终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有56个民族。

第四阶段：1982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除继续为一小部分族体的认定进行调查研究外，主要是在一些地区对一批人的民族成分作恢复、更改和对某些族体进行归并工作。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达500万之多，涉及辽宁、河北、湖南、湖北、贵州、四川、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这一阶段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比如贵州，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需要识别的23个族体，经数年的反复调查和论证，最后认定为汉族的3个，其余20个则分别归并于9个少数民族；鄂西地区的140多万人，恢复、更改为土家族；苦聪人归入拉祜族；河北承德和辽宁的一些人恢复为满族。此外，1985年“崩龙族”改称“德昂族”，1986年“毛难族”改称“毛南族”。据统计，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共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人数在1200万以上。至此，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结束。